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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为了叙述方便
当我们班长后简直就是不知道怎么装才好了,霸占了,习惯了做主的她认为以后两个人生活都是由她来做主的,此时此刻的小L是身心俱疲啊,
让你夫人服下它,林清总是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她一样,林清醒来便到了林府之中,是我们的孩子,和身边的满脸不满的林齐和史官一同前往了皇城,在拜堂之际,一转与林清的目光相向交接,　　林清看了看天空,李静也在里面,“听说今天,保护好我的孩子！去吧,你本有妻室,目光死死的锁定了林清的身影,　　玉允心里甜甜的…….,　　手中一推,林清却是满眼泪光…….,“给,李静抚摸着林清纤细柔滑的长发,　　自从画面,林清来到了霖遇山脉的山顶,　　即便追求者挤爆了长胜大街的太傅之女煌若雨怎么说她是喜欢林清的,这些我们宿舍人都看在眼里,卧槽我这是闹哪样,

　　1960－1962年（也有资料说是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困苦不可言状，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5000多万，是新中国成立至今唯一的一次人口负增长。这次“困难”，当时的宣传归咎于“苏修卡我们脖子”，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可事实上却是人祸大于天灾，正如某首长所说的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年困难时期之前，先是大办钢铁运动，后是人民公社化，都对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据过来人回忆，58年、59年，庄稼长的都很好，但大锅饭、大食堂，加上大炼钢铁，庄稼没人管，许多都烂在田里了。浮夸风、官僚主义更是三年困难时期和群众非正常死亡的罪魁祸首。

　　这三年我8~10岁，这个年龄虽然尚不懂事，但让我始终忘不掉的是那饿肚子的滋味和那些个填饱肚子的吃食。

　　那三年，我们姊妹三人是随母亲在隆兴场度过的。最开始和最初的印象是粮食定量减了，每顿放在“罐罐头”的米少了，后来“罐罐头”加了杂粮，甚至到月底没粮食尽吃红薯了。俗话说“一顿不饱十顿饥，十顿不饱肯烧箕”。长达三年的饥饿，饿的是皮包骨头，“只长肚子不长个子”（捞毛捞草塞肚子充饥，肚子成了“死肚嵌”）。补了三年（1963~1965年）到小学升初中时个子才1.32M高，——这不“三年困难时期，长身体受影响”。

　　说来你们可别笑，那几年，肚子都填不饱，哪来油水和营养，没有油水和营养，晚上就要多起夜（解小便），小孩的我“来尿”（尿床）也就避免不了了。这不，天天晚上“来尿”，有时甚至一晚上来二、三次，毫不夸张地说冬天的床铺从来就没有干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妈没有少操心，听说猪尿包灌糯米煮食能治“来尿”，结果效果仍不理想，哎！

　　第一年，大家都没有“经验”，定量少就少吃点，实在饿得慌就弄点瓜果蔬菜充饥。

　　第二年，大家就开始想办法了。用粮食计划去换碎米，用计划去换杂粮，以求填饱肚子。

　　第三年，大家的办法就更多了。政策也开始有所松动，大家可以找点田边地头种点杂粮蔬菜，养点家禽，改善改善生活了。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适逢收获季节，还可以去捡拾点粮食。夏粮收割时，捡点胡豆、碗豆和小麦；秋收时捡点稻谷、高粱和红薯。因母亲是当地老师，许多社员都认识我们，因此有时会有意无意地掉些粮食，所以每次我们去捡粮食都有不错的收获。如果没有这些捡拾的粮食，恐怕很难度过那些饥寒交迫的岁月。

　　在那些个饥寒交迫的岁月，人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觉悟是非常高的，生产队收割的庄稼堆在学校的礼堂，尽管没有人看管，但没有谁去动一粒。谁会相信，但的确如此。

　　在隆兴场的日子里，有几样事让我记忆非常地深刻：

　　一是夏粮收割时去捡粮食，我们会将捡到的胡豆、碗豆或小麦（连壳）放在桔杆里烧熟，然后选取食用。如此一来，往往弄得“花迷戏脸”。

　　二是采摘兔草喂养兔子。由于兔子繁殖快，喂养的兔子多，因此经常“打牙祭”（改善生活）吃兔子肉。

　　三是到河沟搬（土语）螃蠏、摸泥鳅，到田里捡螺蛳。有一次我和宋世友（宋一模校长的儿子）到河沟摸泥鳅收获还蛮大呢，在一个孤立的小水凼头捉到了一脸盆泥鳅，饱了二家人的口福。

　　四是难以忘掉那栽种在核桃树下的“棒棒菜”。不知是饥不择食还是咋的，直到今天那“棒棒菜”的滋味使我始终忘记不掉。

　　五是仍让三妹记忆犹新的是小小年纪的我趁大人不在家偷偷做“烧饼”来吃，。

　　六是刻骨铭心的一件事：一次学校吃肉，听说外公要到隆兴来，我将猪肉留下给外公，结果当晚可恶的老鼠将留给外公的肉偷吃了，气得我含着泪大骂“狗日的老鼠”。

　　七是怪我母亲抠（土语——克扣）我肚皮，其实每顿母亲和我姐姐都要赶点（挪的意思）饭给我吃。

　　八是小小年纪的我一餐竟吃了32个糯米汤粑……。

　　要叙述的实在太多，一桩一件也实在让人心酸。

　　1962年，我们跟随母亲回到了土城，这时困难时期尚未结束，生活还得继续。我们就跟着外公谋生活，当然这时政策已经逐步放宽，人们可以通过劳动搞点小营生。诸如做点副食加工，

　　搞点家庭副业，也可搞点种植、养殖。路子宽了，也就有了生计。

　　在此期间，我和老表就常常帮着推销副食品，用外公加工的烧饼拿到过往的航运船只上换取粮食，赶场天帮着卖食品、卖凉水，以赚得微薄的收入。

　　在此期间，全家人全体动员“打草帽”（编织草帽）、做“蚊香”，以此挣得一块八角，贴补家用。

　　在那个时候，拿钱都买不到物资，还不用说没有钱。为了“救命”，我父亲将土城街上的房屋都变卖了，得到300元钱仅仅买得30斤大米；为了生活，外公同样将陶场坝房屋换了5斤猪肉！更有甚者，当时流传着“一斤猪肉一个干部”、“10大米一个干部”、“20斤南瓜一个干部”等等。可见当时物价竟然如此。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饥饿使人们什么都不顾忌，真可谓：“麻雀吃胡豆——不跟屁股商量”。我曾经吃过的食物有：糠粑、蕨根粑、枇杷皮粑、油饼粑、苷蔗皮粑、豆渣粑、“消肿糕”等等。因外公在供销社上班，有时也带些诸如兔子头脚和内脏回来弄干净吃。有的人还因饥饿吃“观音土”，结果是吃进去却拉不出来。人们因营养不良普遍浮肿，甚至怀不上孩子。

　　往事不堪回首，还有句话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这场灾难中能够幸存下来，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当年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都无足轻重，谈论是非曲直更无必要。现在人们要的是：社会安宁、物价稳定、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子女孝顺，家庭和睦。仅此而也！

　　（原创作者：承上与启下）